Hawon Su

Jinshike(進士科) appeared as a subject of regular examinations(常擧) in the reign of Tang(唐) Gaozong(高宗), and before long it was certainly characterized by adopting a literary test, zawen(雜文). In the official-recruiting institution of Tang, its original position was lower than other subjects like xiucaike(秀才科), mingjingke(明經科). But jinshike was a very useful channel for assimilating the culture of the shi(士) stratification after the period of the Wei-Jin(魏晉), because it was the only regular subject w

Songxingtong seems like Tanglüshuyi, because the penal code of Tang and its commentary take the major part of this book. Modelling after Zhouxingtong, it was very much related with the traditional law consciousness that the penal code was too authoritative to be amended. But Songxingtong, as a basic code of Song Dynasty, could not be only composed of laws in the first half of Tang Dynasty. Besides various notes, many statutes, ordinances, regulations, decrees and proposals were supplemented and

What was written in a published book focused on the keju(科擧) deserves careful consideration to understand its common idea at that time. This is the reason to compare A Study on the Examination System in China(『中國考試制度硏究』) written by Deng Dingren(鄧定人) and A Monograph on the Examination Systems in Every Dynasties(『歷代貢擧志』) known as a book of Feng Mengzhen(馮夢禎). The former is considered as the first modern research book on the keju, and the latter is the oldest one still extant on the same topic. Den

唐宋令的比較完整的形態和內容隨着《天聖令》的發現初次顯露. 二十年來一起硏讀唐代法制文獻的, 以金鐸敏爲中心的讀書班也注意到這個史料. 所以我們在譯註完《唐六典》之後的2008年末開始着手譯註《天聖令》. 當時, 我們關注令文的原形保存較完的天聖令的形式特點, 徹底分析了天聖年間行用的‘現令’和不行的‘舊令’內容. 我們的重要目的不在復原唐令而在理解引起這些法令變化的社會背景, 爲此我們盡力收集‘有關唐宋文’等相關記錄, 同時試圖做‘評釋’說明個個條目的歷史脈絡. 但是, 五年的努力結果《天聖令譯註》並不如意. 與高麗令的比較分析很不充分, 對于‘評釋’部分我們自己也沒有信心最後放棄刊行. 因此, 這部書的內容基本上局限於先有的中國和日本學界的硏究成果. 當然, 有的部分, 比如說田令中“口分”的意義區分爲‘口分田’和‘個人的份’, 賦役令中“差科賦役”飜譯爲“稅役的差科”等等, 勤愼地拿出了獨自的見解. 可是, 對于可能有爭議的場合, 沒有急着下結論, 有保留的情況非常多. 雖然內容有所不足, 還出版這本書的理由是希望韓國學界更關心這種新的史料, 隨着有關領域的硏究更加深化.

本稿集中對《永徽令殘卷》中與‘簡試’相關的規定和顯慶二年劉祥道的上奏文做了詳細的分析. 筆者認爲, 寫於唐高宗初期的這兩部史料, 對於唐初選官制度比後代的記錄更正確地反映了當時的實相. 實際上, 通過考察《永徽令殘卷》可以知道, 要求官人必備的能力以及後世的明經科和進士科都采用了簡試的各種考試方法. 代表唐代科舉的這兩個科目與原來以視品官爲對象的考試有如此密切的聯系, 這個事實本身就意味着科擧制度之複雜的形成過程. 另外, 細致比較載有劉祥道上奏文的各種文獻, 只把明經科和進士科與雜色做確切的對照、強調其重要性的《通典》特有的內容,其實是根據武則天時期以後的現實而寫的. 事實上劉祥道上奏的當時, 胥徒或行署等雜色比經過考試上升的士人, 更容易獲得官職或晉升. 對此進行批判的他的奏請, 在唐朝草創期並未得以收納, 這樣的情況與確立統一帝國的玄宗開元年間的制度和現實分明不同. 當然, 不能僅僅通過分析這兩部史料就對唐初選官制度的歷史性質草下結論, 筆者以後將繼續對此進行研究. 只是在此, 我想強調, 我們應該更積極地利用像《永徽令殘卷》一樣的出土史料, 同時必要對傳承文獻做更細致的分析.

本文是以唐代前期被视为进士科、明经科及第者的人物旣存硏究的基础上，再行分析的“史料研究”。首先，按照和当事者的关系，以及资料所相差的时间跨度，把‘资料可信度’分成叁类（◎△×）。另外，根据合格科目的名称和及第时期相关记录的准确度可以定义‘科目准确性’和‘时期准确性’，这也如上，分为叁类。通过这叁个基准来综合评价，把其“史料价值”分作四类（●◑○⊗）。笔者认为，这样分析史料不仅可以验证出唐代前期两科及第者，亦利于对科举制度历史的研究。本文作为剖析唐代科举制度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尚未作出最终论断。但迄今为止，研究结果中‘史料价值’高的事例所占的比例，随着科目和时期的不同, 呈现出相异的状态。特别是“资料可信度◎”中“科目准确性×”的比例, 是当时最具可信度的资料所反映出的官吏选拔科目的实况, 所以更値得注目。由此可以说, 进士科及第者当中，难以判定是否及第的人物相对较多，但其所占比率也在逐渐减少。这种问题，在研究以进士科为代表的科举制度的发展过程时，应给予更多关注。

《文献通考》所载的“唐登科记总目”是将唐代每年进行的科举科目与及第者一目了然地按年份汇编而成。加之，因其文对“常举”(尤其是“进士科”)方面的内容记载得很全面，故于研究唐代科举制度不可或缺的材料。然这个总目也难免存在一些错误。如无及第者之时，其文在中宗景龙年间之前称作“不贡举”，在代宗宝应年间以后称作“停(贡)举”，但称“不贡举”时的内容，跟称“停(贡)举”时的相比，显示更多的错误。笔者认为其原因是“唐登科记总目”主要依靠早宋时期所整理的登科记，而且连唐代所编的登科记也是中宗时代以后私撰的。因此，这个总目在史料价值上，其后期部分远远超过前期部分。如果利用“唐登科记总目”的唐前期内容而研究当时科举制度的情况，一定要保持慎重的态度。而且，唐后期的一些进士科及第者以进士科为中心改编登科记，使人误解为进士科隆盛于全唐时期。实际上，在这个总目的“进士”，既指进士科，也指所有登科方面的统称。“进士”的这样双重性格也许跟唐前期不同于唐后期的情况可能有关。因此，用以进士科为中心而成的制度或记载来研究唐前期科举的具体情况，一定要保持谨慎的态度。

本文是筆者拙文<验证唐代前期进士科与明经科的及第者>的后续研究, 旨在通过对史料的详悉分析及對分析結果的統計來初步阐明科举制度的最終形成过程。對比較確定的进士科、明经科及第者的官職經曆和家系情況進行考察后, 可以發現以下两个現象。第一, 在及第者的初官品阶及其标准偏差方面, 高祖至高宗永徽年间和高宗顯慶年間至玄宗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異。这可能意味着, 作爲代表性常擧之科目的进士科和明经科, 並非唐初就具備了后世所呈現出來的那種形態, 而是經歷了一個長期的發展演變過程才最終形成的。第二, 及第者的家系情況, 雖然进士科、明经科及第者都与官人家门或传统门阀影响比較大的地区有密切关系, 但是就进士科及第者的籍貫情況而言, 新兴姓氏所占的比例相對較高。如果說科举制度引起了新的社会变化, 那么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科目就是进士科。这些結論是否準確, 尙有待更具體、更嚴密的研究。

最近20年来韩国隋唐史学界的研究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学界内部来看，中国古中世史学会打失了基础: 近来每年发行学术季刊，往往举行国际学术会议。从学界外部环境来看，即有受整个社会人文学研究不振影响的负面，也有与中国建交后，和中国学界的交流更加紧密的正面影响。这种两方面的影响在韩国研究财团、东北亚历史财团等外部机关的影响显现出来，其现实性结果随着研究人员如何对应这些环境变化。1995年以后，朴汉济，金铎敏等学界重鎭基于韩国现实，以独特的问题意识，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最近20年间，取得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虽然在学界进行旺盛的研究活动，但是属于該新世代的这些学者还未能取得让人刮目相看的成果。但是，其中大多数是60年代出生、在激烈的民主化运动的80年代上大学的，比起前辈，是在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中而且在与国外的交流容易的时代接受教育的，对于他们的未来研究成果还是可以寄予厚望的。他们具有更加密切注重史料，从中摸索新的主题的倾向。最近对于与韩国史相关的研究的增加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东北工程等外部条件引发的；希望把这些外部条件转化成了他们自己的内发性学术研究热情，与邻近学界能有更广泛的交流。